北京时间10月6日上午消息，美国非营利性机构“中国劳工观察”网站周五报道称，富士康郑州工厂周五发生罢工事件，约有3000至4000名工人参与了罢工。这将影响iPhone 5的产量。
富士康工厂的劳动条件、工人工资和工作时长等问题近期备受关注。报道称，此次工人罢工抗 议主要针对几乎不可能达到的、超高的工作质量标准。
根据“中国劳工观察”的报道，北京时间10月5日下午1点，富士康郑州工厂发生罢工。有工人表示，除了要求工人在节假日加班之外，富士康提高了产品质量标准，但并未给予工人相应的技能培训。这导致工人生产的产品无法达到标准，从而承受了巨大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质检员与工人发生冲突，并多次遭到工人的殴打。工厂管理层对于这些冲突事件不闻不问，没有采取应对措施。这一情况导致了整个工厂范围内工人和质检员的停工。
参与罢工的工人主要来自OQC(现场质量控制)部门。根据工人的说法，多个厂房的多条iPhone 5生产线在10月5日当天处于停工状态。有报道称，工厂管理层和苹果提高了对工人的质量要求，例如0.02毫米划痕标准，以及对外框和后盖划痕问题的要求。由于这些要求的提出，工人几乎无法生产出满足标准的产品。在此基础上，今年国庆长假工人不被允许休假。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罢工事件的发生。
质检员参与罢工并不令人奇怪。一些工人表示，质检员和工人在工厂K区发生了打斗，导致了CA质检室的损坏以及一些人员受伤。K区随后再次发生了类似事件，而质检员再次被打。本周，L区的质检员遭到了人身威胁。当质检员向管理层报告这些事件时，管理层没有理会。因此，所有日班和夜班质检员周五都停工，导致了生产线的瘫痪。
“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管李强(Li Qiang，音)表示：“这一罢工是由于工人受到了太大压力。”未来，预计富士康工厂的劳动条件和工人工资等问题将越来越尖锐，尤其考虑到苹果的利润正不断增长。
今年9月，富士康太原工厂就发生过千人规模的员工冲突。
9月23日晚至9月24日凌晨，富士康太原厂发生暴乱，千名员工殴打警卫破坏厂区设施。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富士康以其极为出色的代工能力征服了全球合作伙伴，却始终苦于没有一套让自己满意的“员工解决方案”。
身为“90后”的一员，王大桥（化名）2010年来到富士康，成为深圳龙华厂区iPad 3生产线上的一名工人，平时的工作是把那些从各个地方运来的零件组装起来，成为一台完整的iPad 3。电池、主板、摄像头、屏幕和外壳这些零部件会按照不同的组，分配给工人进行流水作业。
“工作虽然枯燥一些，但是别的地方也许拿不到同样的工资。”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2010年6月份的时候他的底薪从900元上调到1200元，到了2010年底，他的底薪已经涨到了2000元，而到了今年3月份，底薪升至2350元。王大桥说，加上加班费，他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元左右，一年下来，他可以用这些钱为家里置办一些新的家具。而他周边的工友，更多的属于“及时享乐”型，每个月剩下的钱并不多。
据了解，目前在富士康中，“90后”的队伍正在逐渐壮大。在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后”、“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富士康工会副主席曾经对外描述过他眼中三种典型的富士康年轻人：一种是家庭条件较好，出来不是为了挣钱，主要是看世界，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转过一圈后，再回去成家立业。
另一种是家庭条件差，出来打工，把每年挣的钱都攒下来，3年攒到五六万，回家盖房结婚过日子。
还有一种有理想、有事业心，能吃苦，利用富士康提供的从专科到博士的培训，实现自己的理想。
王大桥把自己归类为第二种人，但除了挣钱，他更希望留在深圳。
“回到家里也不一定能适应，沿海城市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王大桥说，与他同乡的工友回到家里后，找的工作发现环境没有太大改善，工资倒是低了不少，“更重要的，待在家里很无聊。”
一深圳制造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层面的需求远高于其父辈。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能“过得更多彩”，而家里的物质条件并不能满足这些已经见过世面后的打工者。
但事实上，王大桥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现在因为内迁的事情，很多事业群都在往内地搬迁，因为不愿意回去，很多人也选择离开了富士康。”王大桥说。
跨部门实施支援是富士康所采取的成本管控的方式之一。“哪个部门订单过剩，有多余的人力，就把这些多余的人力调配到其他部门进行支援，不再是某条生产线的专门工人。”王大桥说，这样的调配在今年变得很频繁，一个地方还没有呆熟悉就去另外一个地方了，有的更是直接调往外地。
“这也是引起内部矛盾的一个原因。”王大桥告诉记者。在苹果生产线没有那么忙的时候，王大桥和工友曾经被安排到深圳富士康观澜厂区进行过短期的诺基亚手机生产组装工作。
“过去长期做iPad产品，对手机的组装还是有一些生疏，到了不同的组后，对方会进行一些指导，但是指导的时候因为语气等问题，会产生一些小的矛盾，积聚久了就容易出事。”王大桥说。
对此，富士康管理层一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富士康试图改变这样的情况，但磨合中往往还是会忽略一些问题。
“目前厂区内大部分的员工都是85后和90后，对于他们来说，富士康是一份工作，但也许也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去认识社会、去接触社会。更重要的，不能用原来的管理模式去要求他们。”上述内部人士说，现在的工人通过“短工化”、“旅游式”的打工或者父辈打工的积累基本能够满足生存需求，但他们也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够平等地享受城市生活，最终在城市生根。
王大桥说，虽然这里有标准的足球场，有三甲医院，有企业大学，有情侣座、卡座、包厢座的网吧，但自己都用不上。
在深圳的富士康厂区可以看到，虽然人数和一个城市类似，但其他指标却远远低于城市。“城市里最基本的元素是家庭，但这里却是单个的个人。城市里有占地面积都很高的社会化设施，而这里虽然有网吧、游泳池等诸多公共设施，却难以满足几十万人的使用。”一学者评论道。
王大桥告诉记者，对于自己来说，加班时间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到工资，而这个是他来深圳打工的目的。但除此之外，他希望厂区的管理能够不那么简单、粗暴，多一些“人文关怀”，但具体怎么做，他表示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对记者说，事实上，“服从命令”是每个来到富士康的工人所必须认同的基本规定，不愿意听从只能辞职。
市总工会曾经如此批评过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现有的管理模式、制度和方式方法有要求变革的强烈冲动，企业本就应该及时加以调整和改变，不断适应这种变化，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一华南高校教授对记者表示，虽然郭台铭为富士康设计了种种完美制度，甚至会教管理层怎样提升员工满意度、怎样与员工交流等众多细节，但富士康的“管理鸿沟”还是因为年龄、阅历、秉性、生活方式等差异而不可逾越。
“但富士康只是一个企业，不能承担一个城市的社会职能。”此前，富士康相关发言人说。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6C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自1974年在台湾肇基，特别是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连续9年雄居大陆出口200强榜首；2011年跃居《财富》全球企业500强第60位。2012年2月，富士康宣布给基层员工再加薪，并承诺降低加班时数；3月份，富士康“血汗工厂风波”出现重大“进展”，被指存在数十桩违反劳工权利行为。2012年5月10日，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新总部在浦东
陆家嘴(600663,股吧)金融区开始动工建设。
富士康在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也是中国制造的悲哀，这家公司频发事故也折射了中国经济转型之痛，从员工跳楼到员工罢工再到工冲突，其背后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从劳动密集型的国家转变创新型国家的必然。从富士康的问题也折射中国经济转型的乃是前进必然要求。
中国经济这驾疾驰30年的马车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结构长期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表现在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城镇化、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等。专家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结构大调整时期，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希望通过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也要抓住这次机遇，完成自身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摘要：我国近日发布首个国内贸易发展规划，这对扩大内需、促进改革经济转型升级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专家表示，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出口和投资增长放缓之际，扩大内需无疑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要务，将成为提高经济内循环能力的根本途径，变成长期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90后对生活现状的迷茫，原因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没有合理的人生观在他们的生活上引导他们。当他们中的一部人努力学习时，目标也紧紧是好高中、好大学、好工作，没有认识到他们作为未来的接班人，应该做什么。有人也许会说，这些大话空话每个人都会说，但是谁实实在在的做到了？我们学习科学知识，并不是为了用我们的学历混分饭吃，而是要想到为祖国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回报国家社会对我们养育栽培的恩惠。那些沉迷在金钱中的骄奢淫逸的90后，他们则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富二代沉浸在父母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效益中，秉着“靠父母吃穿不穷”的“信念”，他们衣食无忧生活的追求大于生存的动力。
而企业也在转型之中遭遇招工难得问题也将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